# 红筹架构下，境内公司股权设计如何符合商委规定？ ## 引言 “红筹架构”这个词，在跨境投融资圈里几乎是个“绕不开的坎”。尤其是对那些想境外上市、引入国际资本的境内企业来说，它像一把“双刃剑”——既能打通境外融资通道，又可能因股权设计不当卡在商委（商务部）审批这一关。我做了14年企业注册，加喜财税的12年时间里，见过太多企业因为红筹架构的股权设计踩坑：有的因为境外SPV（特殊目的公司）持股境内核心企业被认定为“规避外资准入”，有的因为VIE协议控制不透明被要求补材料，有的甚至因为股东身份敏感直接被“打回”。 这几年政策变化快，《外商投资法》实施、负面清单更新、安全审查趋严，商委对红筹架构的审查也越来越细致。企业老板们常问我：“我们想把境内公司装到红筹架构里，股权到底怎么设计才能过商委？”说实话，这事儿真不是拍脑袋就能定的，得把政策条文嚼碎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来。这篇文章，我就结合这些年的实操经验，从五个核心方面拆解红筹架构下境内公司股权设计的合规要点，帮你少走弯路。 ## 外商准入红线 做红筹架构的股权设计，第一步不是急着搭境外SPV，而是先搞清楚“境内公司能不能被外资控制”。商委审批的红线，就藏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里——清单里的“禁止类”业务，外资不能碰；“限制类”业务，得满足外资比例、资质等要求。 比如2022年版的负面清单里，“新闻业”“烟草制品批发”“博彩业”是禁止类，哪怕你通过境外SPV间接持股境内从事这些业务的公司，商委直接就不批。我2019年遇到个客户，做地方新闻APP的，一开始想当然地把境内运营公司股权转到境外SPV，结果材料一交就被商委叫停，理由就是“新闻业属于禁止外商投资领域”。后来只能调整方案，保留境内公司100%内资身份，境外SPV只做广告业务的持股，这才勉强过关。 限制类业务更“磨叽”。比如“医疗机构”（外资不超过70%）、“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外资不超过50%），股权设计时不仅要控制比例，还得提前拿到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有个做在线教育的客户，2020年想搭红筹架构，境内公司有K12学科培训业务（当时属于限制类），境外SPV计划持股51%，结果商委要求先提供“教育办学许可证”，但许可证上明确“外资不得控股”，最后只能把境外SPV的持股比例压到49%，还额外签了一份“不参与实际经营”的承诺函，才把审批跑下来。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限制”：有些行业虽然不在负面清单里，但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核心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制药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商委可能会结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进行“穿透审查”。去年有个AI芯片设计企业，境外SPV的股东是某美国基金，商委在审批时重点核查了“技术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外资是否可能影响技术安全”，最后要求企业补充“核心技术团队保留中国籍”“技术专利不转移至境外”等承诺，才放了行。所以说，做股权设计前，一定要把负面清单和行业政策翻个底朝天，别踩红线。 ## VIE架构合规 提到红筹架构，绕不开VIE（协议控制）——这个为“外资禁入行业”量身定制的“曲线救国”工具，这些年一直是商委审查的重点。虽然政策没明确说“VIE不合法”，但商委的态度很明确：“协议控制必须真实、必要，不能规避监管。” 什么是“真实、必要”？简单说，就是你和境外SPV签的协议不能是“摆设”，得有真实的业务逻辑支撑。比如某互联网公司，境内有运营实体A（内资，做增值电信业务），境外有SPV B，B通过VIE协议控制A——那么协议里必须明确B不直接参与A的日常经营，不派驻高管，不分享利润，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品牌授权”。我见过企业为了融资，把VIE协议写得像“股权代持”，结果商委直接质疑“名为协议控制，实为股权规避”，审批卡了半年。 VIE架构的“股权层级”也有讲究。有些企业为了“省事”，让境外SPV直接控制境内VIE公司，中间不加任何境内主体。其实这样风险很大：商委会重点审查“境内VIE公司是否有独立经营能力”。去年有个社交软件客户，一开始让境外SPV直接协议控制境内VIE公司（无运营实体），结果商委反馈“VIE公司无实际业务场所、无独立财务报表，不符合‘真实经营’要求”，后来我们建议他们在境内VIE公司上面加个“运营管理公司”，负责招聘、纳税、场地租赁，这才通过了审查。 还有VIE协议的“备案”问题。虽然《外商投资法》实施后，VIE架构不再强制“商务部门审批”，但如果涉及限制类、禁止类业务，还是得提前向商报“备案”。有个客户做在线医疗的，VIE协议签了两年都没备案，直到准备港股上市才被中介机构“揪出来”，最后不仅补了备案，还被商委要求说明“协议控制是否必要”——所以别存侥幸心理，该备案的备案，该说明的说明。 ## 控制权设计 红筹架构的核心目的是“境外融资”，但商委关注的是“境内实际控制权是否在境内”。所以股权设计时，既要让境外SPV“有控制权”（方便境外投资人退出），又要让境内主体“保留实际控制权”（符合监管要求）。 怎么平衡？常见做法是“AB股+一致行动人”。比如境内实际控制人通过境内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企业）持有境内公司51%股权（表决权），境外SPV持有49%股权（无表决权），同时实际控制人和境外投资人签“一致行动协议”——这样既保证了境外融资需求，又确保境内控制权稳定。我2018年帮一个新能源企业做红筹架构，就是这么设计的：境内创始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持股60%（表决权），境外SPV持股40%（无表决权），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境外投资人只能就‘融资’‘上市’事项投票，日常经营由创始人说了算”，商委看了材料后，很快就批了。 还有“股权代持”的坑。有些企业为了方便境外融资，让境内股东“代持”境外SPV的股份，结果被商委认定为“规避外资准入”。去年有个跨境电商客户，为了让境外基金投资，让境内员工代持境外SPV股份，结果被商委要求“说明代持原因”“是否存在外资变相进入禁止领域”，最后只能把代持还原，还额外提交了“员工代持说明”“资金流水”等材料，多花了三个月时间。所以说，控制权设计要“明明白白”，别用代持这种“小聪明”。 ## 股东身份审查 商委审批红筹架构时，对“境外股东是谁”特别敏感——尤其是涉及“敏感国家”“敏感行业”的股东，可能会被卡在“股东身份审查”这一关。 什么是“敏感国家”？比如美国、欧盟等对中国企业有投资限制的国家，或者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去年有个芯片设计企业，境外SPV的股东是某美国半导体基金，结果商委要求补充“基金的投资策略”“是否涉及美国出口管制法规”“是否与中国企业有合作历史”，最后企业不得不换了一家东南亚的基金，才把审批跑下来。 “敏感行业”的股东也要注意。比如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境外股东如果有“不良记录”（比如被过处罚、涉及洗钱），商委可能会直接拒绝。我2017年遇到一个做P2P的客户，境外SPV的股东是某香港投资公司，结果商委查到该公司“涉及非法集资”，直接把材料退了——所以选境外股东时，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别因为“便宜”或者“有资源”就随便找。 还有“自然人股东”的问题。有些企业为了让股权结构“简单”，让境外自然人直接持股境内公司，结果商委要求补充“自然人的职业背景”“资金来源”“是否涉及敏感领域”。有个做跨境电商的客户，境外股东是个新加坡籍华人，商委要求他提供“护照公证”“银行流水”“纳税证明”，前后花了两个月才补齐材料——所以说，股东身份要“透明”，别藏着掖着。 ## 变更备案流程 红筹架构搭好后，不是“一劳永逸”的。境内公司的股权如果发生变动（比如增资、股权转让、控制权变更），还得及时向商委备案——不然轻则罚款，重则影响境外上市。 备案流程其实不复杂，但“细节”很重要。比如2021年有个客户，红筹架构搭好后，境内公司做了一轮融资，境外SPV增资了1000万美元，结果企业忘了备案，直到准备港股上市才被中介机构发现，最后不得不补备案，还被商委“约谈”了一次，差点影响上市进度。所以记住：股权变动后，30天内一定要向商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不然麻烦大了。 备案材料也有讲究。有些企业觉得“材料越多越好”，把“十年前的财务报表”“无关的合同”都交上去，结果商委审核时“抓不住重点”。其实备案材料要“精”：股权变更协议、增资决议、验资报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再加上一份《变更情况说明》，把“为什么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是否符合负面清单”说清楚就行。我2020年帮一个生物制药企业做备案，材料准备得特别干净，商委3天就批了——所以说，材料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精准”越好。 还有“跨境资金流动”的备案。红筹架构下，境外SPV向境内公司增资、境内公司向境外股东分红，都需要向外汇管理局备案，商委会同步审查“资金是否合法”“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有个客户去年做增资备案时，因为“资金来源说明”写得不清楚（只写了“自有资金”，没写资金的具体构成），被商委退回三次，最后补充了“银行流水”“资金来源承诺函”才过——所以资金流动的备案，一定要把“钱从哪来”“到哪去”“为什么流动”说清楚。 ## 总结 红筹架构下的境内公司股权设计，说白了就是“平衡的艺术”——既要满足境外融资的需求，又要符合商委的监管要求。从外商准入红线到VIE架构合规，从控制权设计到股东身份审查，再到变更备案流程，每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常说：“做股权设计，别想着‘钻空子’，政策怎么规定的，就怎么做；监管关注什么，就提前准备什么。” 未来，随着《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的完善、数据安全法的实施，红筹架构的审查可能会更严格——比如“数据出境”可能会成为商委审查的新重点。企业需要提前布局，把“数据合规”纳入股权设计考量，比如在VIE协议里明确“数据存储在境内”“数据出境需符合《数据安全法》”等条款。 ## 加喜财税企业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12年的跨境财税服务中，我们发现红筹架构下的股权设计核心在于“穿透式合规”与“动态调整”。我们曾协助某新能源企业通过“境内控股+境外SPV持股”的双层架构，避开负面清单限制，同时通过“AB股+一致行动人”协议确保控制权稳定，最终顺利通过商委审批。我们认为，企业需提前梳理业务板块与外资准入的匹配度，搭建架构时预留“政策缓冲空间”，并在运营中持续关注监管动态，及时调整股权结构，才能实现“合规”与“融资”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