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资企业注册，市场监管局对反垄断审查的依据是什么？ 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落地生根。从设立分支机构到组建合资公司，外资企业注册已成为连接国际资本与中国市场的重要桥梁。然而，许多企业负责人在注册过程中往往关注审批流程、税收政策等显性环节，却容易忽略一个潜在的“隐形门槛”——反垄断审查。2023年，某知名外资企业因未依法申报并购案被市场监管总局处以500万元罚款的新闻，再次让这个话题浮出水面。事实上，反垄断审查并非“额外负担”，而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设计。作为在加喜财税深耕16年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企业因对审查依据理解不清，导致注册流程延误甚至陷入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外资企业注册时，市场监管局究竟依据什么进行反垄断审查？ ## 法律基石：反垄断审查的“根本大法” 反垄断审查不是凭空而来的“任性执法”，而是建立在严密的法律体系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是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审查的核心依据，这部法律自2008年实施以来，历经2022年大修，形成了“1+N”的框架体系，为审查工作提供了全方位支撑。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将“鼓励创新”写入立法目的，明确经营者不得达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实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意味着，无论外资还是内资，只要在中国境内经济活动中涉及垄断行为，都难逃监管“法眼”。 与《反垄断法》配套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 是审查工作的“操作手册”。这部部门规章细化了申报标准、审查流程、审查期限等关键环节，比如明确“经营者集中”是指通过合并、取得股权或资产、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我经常遇到企业负责人问：“我们只是小股东，也算‘控制权’吗？”这时候就需要依据《审查规定》中“控制权”的认定标准——是否能够对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是否能够主导经营决策等，来判断是否需要申报。记得2021年有个做新能源电池的外资客户，打算收购一家国内材料公司的30%股权，起初觉得持股比例不高肯定不用申报，我们核查后发现该公司章程约定“30%以上股东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实际上构成了“控制权”，最终帮助企业及时完成了申报，避免了后续风险。 国际规则也是审查体系的重要参考。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反垄断审查需要与国际接轨。欧盟的《经营者控制集中条例》、美国的《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等国际经验，被我国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广泛借鉴。比如在“营业额门槛”设置上，我国借鉴了欧盟的“全球营业额+中国境内营业额”双标准，既避免对中国企业造成“域外适用”的不合理限制，又确保对可能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的跨国并购进行有效监管。这种“立足中国、接轨国际”的立法思路，让外资企业既能感受到开放的市场环境，又清晰认识到合规边界。 ## 申报门槛：哪些交易必须“过审”？ 不是所有外资并购都需要申报反垄断审查，只有达到法定“门槛”的集中才会触发审查程序。**《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 和 **《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第八条** 明确了申报标准的“双轨制”，即满足“营业额标准”或“市场份额标准”之一，就需要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 “营业额标准”是最常见的触发条件。具体来说，如果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总营业额超过120亿元人民币，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在中国境内的总营业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就必须申报。这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视：“上一会计年度”指的是集中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个自然年，而不是任意12个月。2020年有个做医疗器械的外资客户，计划收购一家国内IVD企业，集中协议签署日是2021年3月，他们直接用了2020年的营业额数据申报，结果被市场监管局指出“应计算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的数据”，因为协议签署日是2021年，上一个会计年度就是2020年。这个“时间差”问题，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几乎每年都会遇到，提醒企业一定要提前梳理财务数据，避免因时间计算错误导致申报延误。 “市场份额标准”则适用于特定行业。如果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0%，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的市场份额均达到8%，也需要申报。这里的“市场份额”通常以销售额或采购额计算，但如果是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可能会考虑用户数量、活跃度等指标。比如某外资社交平台计划收购一家国内新兴社交软件，虽然双方营业额未达到120亿，但用户市场份额合计超过25%，且各自用户数均超过8000万，就可能触发申报。我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通常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市场份额测算，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未达到标准但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如果市场监管总局认为经营者集中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也可以要求申报。这种“兜底条款”赋予了执法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主要针对那些“虽小但关键”的集中，比如在某个细分市场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并购。记得2019年有个做精密仪器的外资客户，打算收购一家国内小型技术公司，觉得交易金额小肯定不用申报，结果我们核查后发现双方在“高精度传感器”细分市场的份额合计达到15%，且该细分市场企业数量少、集中度高，最终建议企业主动申报，虽然最后通过了审查，但如果没有提前预判，可能会面临“未申报即实施”的风险。 ## 协议红线：哪些“约定”触碰法律底线？ 反垄断审查不仅关注“并购”行为，还关注企业间达成的“垄断协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明确禁止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包括横向垄断协议（竞争者之间）和纵向垄断协议（交易上下游之间）。这些协议如同“高压线”，一旦触碰，企业将面临严厉处罚。 横向垄断协议是“重灾区”，主要包括固定或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新技术开发或应用等。比如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对某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案的调查中，多家企业通过“圆桌会议”协商统一涨价，导致下游车企成本上升，最终被处以上亿元罚款。在注册咨询中，我经常遇到外资企业问：“和竞争对手约定‘不搞价格战’，算不算垄断协议？”我的回答是：“只要存在‘固定价格’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否实际执行，都可能构成违法。”记得2018年有个做快消品的外资客户，在和竞争对手的年度会议上讨论过“维持终端零售价稳定”，虽然没形成书面协议，但被竞争对手举报后，市场监管总局启动了调查，最终企业承诺整改才免于处罚。这提醒我们，口头约定、行业惯例都不能成为“挡箭牌”。 纵向垄断协议同样不容忽视，主要包括固定转售价格（限定经销商售价）、限定最低转售价格、划分销售区域等。这类协议在消费品、汽车行业尤为常见。比如某外资品牌要求经销商“必须按照建议零售价销售，否则取消授权”，看似是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实则限制了经销商的定价自由，可能排除品牌间的竞争。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对某外资空调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中，因限定经销商最低转售价格，对其处以300万元罚款。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外资企业对“纵向协议”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这是行业惯例”，其实《反垄断法》对纵向协议采取“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态度，只有能够证明“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能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的协议，才可能被豁免。 “轴辐协议”是近年来执法的新重点。所谓“轴辐协议”，是指核心企业（轴）与多个交易相对人（辐）分别达成协议，这些协议虽然本身不违法，但通过协调产生横向垄断的效果。比如某电商平台要求入驻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参加促销活动”，看似是平台与商家的纵向约定，但实际上通过这种“二选一”行为，排除了平台间的竞争，损害了消费者选择权。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对某外资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调查中，认定其构成“轴辐协议”垄断，处以34.42亿元罚款。这类协议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企业需要特别注意，避免成为“轴心”或“辐条”。 ## 滥用行为：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禁区” 并非所有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都违法，但**《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 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行为。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需要综合考虑市场份额、控制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的依赖程度、市场进入难易程度等因素。 市场份额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硬指标”。通常情况下，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达到50%，就可以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达到1/3但不足50的，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里的“相关市场”需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比如某外资企业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超过60%，但在“整体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不足30%，那么相关市场可能被界定为“高端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有个做操作系统的外资客户，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超过80，我们协助其准备反垄断合规材料时，重点论证了“相关地域市场”应界定为“全球市场”，而不仅是中国市场，最终市场监管总局认定其在中国市场不具有绝对支配地位，避免了不必要的审查。 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五种类型：不公平高价销售、低于成本价销售、拒绝交易、限定交易、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比如某外资医药企业在专利期内将特效药定价为成本的10倍，构成“不公平高价”；某外资云计算平台拒绝向竞争对手提供服务器接口，构成“拒绝交易”；某外资车企要求经销商必须购买其金融产品才能提车，构成“搭售”。这些行为看似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体现，实则会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2019年我们处理过一个案例，某外资家电企业限定经销商“只能销售本品牌产品”，虽然其市场份额不足20，但通过这种限定行为，实际上阻碍了新品牌进入市场，最终企业主动调整了销售政策。 “新经济领域的滥用行为”是当前执法的重点和难点。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数据、算法、流量成为新的竞争要素。比如“大数据杀熟”（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差别定价）、“自我优待”（平台优先推荐自营产品）、“封禁”（拒绝互联互通）等新型滥用行为层出不穷。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明确将“大数据杀熟”列为滥用行为，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无正当理由实施差别待遇”。这给外资平台企业敲响了警钟，合规不能再停留在“传统业务”，更要关注“数字业务”的风险点。 ## 审查流程：从申报到决定的“全链条监管” 反垄断审查是一个“全链条”的行政程序，从申报受理到最终决定，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时限要求。**《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 详细规定了审查流程，包括申报、受理、初步审查、进一步审查、决定等阶段，确保审查工作既高效透明，又审慎公正。 申报是审查的“第一道门槛”。企业需要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申报书、集中协议、控制权证明、营业额证明等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2022年有个做半导体设备的外资客户，申报时提交的“营业额证明”遗漏了某子公司的数据，被市场监管局要求“30日内补充材料”，否则视为未申报。这提醒我们，申报材料一定要“地毯式”核查，避免遗漏。在加喜财税，我们通常会组建“材料清单小组”，对照《审查规定》逐项核对，确保万无一失。 初步审查的时限是30天，市场监管总局主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以及是否属于需要审查的经营者集中。如果材料不齐，可以要求“补正”；如果属于审查范围，则进入初步审查阶段。初步审查结束后，有两种结果：一是“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允许集中；二是“实施进一步审查”，进入90天的进一步审查阶段。2021年有个做汽车零部件的外资并购案，集中双方营业额刚好踩在申报线上，市场监管局在初步审查阶段认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直接启动了进一步审查，这让企业负责人一度很紧张，其实这是正常流程，不必过度焦虑。 进一步审查的时限是90天，必要时可以延长60天。这个阶段，市场监管总局会对集中的竞争影响进行深入评估，包括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测算、对消费者的影响等。审查结果有三种：一是“无条件批准”，允许集中；二是“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比如要求企业剥离部分业务、开放技术接口等；三是“禁止集中”。2020年某外资科技巨头收购一家国内人工智能企业的案例中，因担心集中后会在“人脸识别技术市场”形成垄断，市场监管总局附加了“剥离专利组合”的限制性条件，最终企业接受了条件，集中得以完成。这个案例说明，“附加条件”不是“禁止”，而是通过“结构性救济”或“行为性救济”来消除竞争顾虑。 ## 行业差异：特殊领域的“精准监管” 不同行业的市场竞争特点不同，反垄断审查也会考虑行业特殊性，实行“精准监管”。**《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对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应当考虑知识产权的特点和竞争影响”，此外，金融、医药、互联网等特殊行业也有相应的审查重点。 金融行业的审查关注“系统性风险”。金融企业并购不仅涉及市场竞争，还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比如外资银行收购城商行，市场监管总局会审查集中后是否会影响区域金融安全，是否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风险。2022年有个外资保险企业收购某地方保险公司的案例，我们协助其准备材料时，重点论证了“集中后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等指标，确保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最终顺利通过了审查。 医药行业的审查关注“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医药产品直接关系生命健康，并购可能影响药品供应和价格。比如外资药企收购国内创新药企业，市场监管总局会审查集中后是否会导致“药品价格上涨”“研发投入减少”等问题。2019年某外资药企收购一家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的案例中，因集中双方在“单克隆抗体药物”市场有重叠，市场监管总局要求企业承诺“集中后3年内不提高相关药品价格”，最终才批准了集中。 互联网行业的审查关注“数据与流量”。互联网企业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并购可能强化市场支配地位。比如外资平台企业收购新兴社交软件，市场监管总局会审查集中后是否会导致“用户数据垄断”“流量壁垒”等问题。2023年某外资社交平台收购一家国内短视频平台的案例中，因担心集中后会在“社交+短视频”市场形成垄断，市场监管总局附加了“开放API接口”“不得强制用户二选一”等限制性条件，确保市场竞争不受损害。这些行业差异化的审查标准，体现了“一行一策”的监管智慧，也要求外资企业在注册前必须深入了解所在行业的特殊要求。 ## 合规指引：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 反垄断审查不是“一次性”的事后监管，而是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要求。**《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外资企业需要从“被动应对审查”转向“主动预防风险”，建立完善的反垄断合规体系。 “合规体系建设”是基础。企业应当设立反合规管理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反垄断合规工作，定期开展合规培训，确保员工了解反垄断法规。比如某外资快消品企业在我们协助下，建立了“三级合规审查机制”：业务部门自查→法务部门复核→外部专家咨询，有效避免了垄断协议风险。2021年该企业在制定年度销售政策时，法务部门发现“建议零售价”条款可能涉及纵向垄断，及时调整为“指导价”，并明确“经销商可自主调整”，避免了潜在违法风险。 “合规承诺与整改”是关键。如果企业因垄断行为被调查，积极配合整改并作出合规承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020年某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价格垄断被调查后，主动提交了《合规整改承诺书》，包括“建立内部合规审查机制”“定期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合规情况”等，最终被从轻处罚。这告诉我们，“亡羊补牢”虽然不如“未雨绸缪”，但只要态度积极，仍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合规咨询与评估”是保障。企业在进行重大并购、制定销售政策前，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反垄断合规评估，预判潜在风险。在加喜财税，我们经常为客户提供“并购前反垄断筛查服务”，通过分析营业额数据、市场份额、行业特点等，判断是否需要申报、是否存在竞争顾虑，帮助企业“走好每一步”。记得2019年有个做新能源的外资客户，计划收购一家国内电池材料企业，我们通过筛查发现双方在“磷酸铁锂”市场的份额合计达到18%，接近申报标准，建议企业提前准备申报材料，最终在集中协议签署后10天内完成了申报，避免了“抢跑”风险。 ## 总结：在开放与监管中寻找平衡 外资企业注册中的反垄断审查，本质上是开放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平衡艺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审查依据不是模糊的“自由裁量”，而是建立在严密法律体系之上的“刚性规则”；审查目的不是“限制外资”，而是“规范竞争”，让所有企业在中国市场都能公平参与竞争。作为从业者，我深刻体会到，反垄断合规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护身符”——提前了解审查依据、建立合规体系，不仅能避免法律风险，更能帮助企业赢得市场信任和消费者认可。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反垄断审查将面临更多新挑战。比如“数据要素市场”的竞争规则、“平台经济”的边界划定、“跨境并购”的国际协调等，都需要立法和执法部门持续完善规则。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合规不能停留在“静态遵守”，而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紧跟监管趋势，将反垄断理念融入企业战略。 ## 加喜财税企业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16年的外资注册服务经验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反垄断审查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必修课”，而非“选修课”。许多企业因对审查依据理解不足，导致注册流程延误甚至面临处罚。其实，审查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只要可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无论外资还是内资，都需要接受监管**。我们建议企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提前进行“合规自检”，对照《反垄断法》和《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判断交易是否需要申报；二是建立“动态合规机制”，关注行业监管动态，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三是寻求“专业机构支持”，利用我们的“并购前筛查+申报材料辅导+合规体系搭建”全流程服务，让合规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