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处置灵活化
战争最直接的冲击，往往体现在企业资产上——厂房被炸、设备被抢、存货腐烂，甚至土地因地雷污染而失去价值。按常规税务清算规则，企业处置资产时需按“售价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损益，损失可在税前扣除。但战争中的资产处置，最大的难题是“无法按市场价交易”或“无法取得交易证据”。比如我在2016年处理过叙利亚一家纺织厂的清算案例，厂房在空袭中坍塌，设备被武装分子掠夺，企业手里只有战前的购货发票和战后的废墟照片，根本无法提供“处置证明”或“公允价值评估报告”。此时，如果税务局坚持要求企业“按账面价值全额确认损失”，企业不仅无法享受税前扣除，反而可能因“资产盘亏”被税务机关质疑，甚至面临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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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国家税务局会出台“资产处置特殊确认规则”。比如乌克兰税务局在2022年发布的《战时企业税务清算指引》中明确：对于因战争直接毁损的资产，企业可提供“第三方 damage assessment report”（损失评估报告，如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文件）、“当地政府出具的毁损证明”或“媒体报道截图”等替代性证据，作为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依据。如果企业确实无法提供任何证明，税务机关可按“资产账面价值的70%”核定损失——这个比例并非拍脑袋，而是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对战争资产毁损率的统计经验。此外，对于“被迫低价处置”的资产（如为躲避战火紧急以“跳楼价”出售存货），税务局允许企业按“战前3个月平均售价”确认收入，而非实际售价，避免因“价格暴跌”导致企业“账面亏损”却“税务盈利”的荒诞局面。
除了证据灵活化，资产处置的“税务递延”也是常见政策。比如以色列税务局在2023年规定，对于因战争无法完成跨境资产处置的企业（如在加沙地区的子公司股权无法转让），可暂不确认资产处置所得，待局势稳定后（最长不超过5年）再按“当时公允价值”清算，期间产生的“名义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这种政策本质上是给企业“时间缓冲”，避免因“一次性大额所得”导致现金流断裂。但实践中，企业需要主动向税务局申请“递延备案”，并提供“资产无法处置的证明”（如边境封锁令、交战方控制声明等），否则仍需正常纳税。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处置灵活化并非“无原则宽松”。我在中东工作时遇到过一家企业，将“未毁损的设备”故意谎称“战争损失”申请税前扣除，被税务局通过“卫星图像比对”（调取战前后的卫星照片，发现设备完好）识破，最终不仅补税还加收了滞纳金。这说明，政策的“灵活”建立在“真实”基础上——企业必须证明损失与战争的“直接因果关系”，而非借战争之名行逃税之实。作为财税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企业“合规享受政策”，而非“钻政策空子”，这既是专业操守，也是对企业负责。
亏损弥补顺延化
战争期间，企业往往陷入“三无困境”：无订单（供应链中断）、无现金流（客户违约）、无人员（员工逃亡或参军），连续亏损成为常态。按常规税法，企业年度亏损可向后弥补5年，但战争导致的亏损可能是“长期性”甚至“永久性”——比如乌克兰某汽车零部件厂，2022年战争爆发前已亏损2年，战争期间厂房被毁，2023年清算时累计亏损达5000万格里夫纳。如果按“5年弥补期”计算，这些亏损可能永远无法抵免，企业清算时仍需用“剩余资产”补缴税款，相当于“二次亏损”。
对此，税务局通常会推出“亏损弥补期限特殊延长政策”。比如德国联邦财政部在2022年规定，对于受俄乌战争影响的在乌企业，其2022-2024年的亏损可向后弥补8年（即比常规多3年）；如果企业在2025年前完成清算，清算所得可优先弥补2022年之前的亏损（不受5年限制）。这种“双延长”政策本质上是承认战争的“不可抗力”属性——企业亏损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外部环境剧变所致。我在处理波兰一家物流企业时，其2020-2022年连续亏损，2023年因战争导致跨境运输业务终止，清算时税务局允许其用2023年清算所得弥补2020年亏损，直接节省企业所得税120万欧元，这对濒临破产的企业而言无异于“救命钱”。
除了延长弥补期，部分国家还允许“清算年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常规税务清算中，清算所得=（资产处置所得-负债清偿金额）-清算费用-所有者权益，相当于企业“最后一年的经营所得”。但战争企业可能存在“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如果允许清算所得优先弥补这些亏损，能大幅降低应纳税所得额。比如罗马尼亚税务局在2023年明确：受战争影响的企业，清算所得可先弥补2019-2022年的未弥补亏损，再按剩余余额计算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直接解决了“清算年度无所得可弥补”的痛点，我在实践中发现，这能让约60%的战争企业实际税负降低30%以上。
当然，亏损弥补顺延化也有“限制条件”。比如美国国税局（IRS）要求企业证明“亏损与战争的直接关联性”，需提供“销售下滑数据”“供应链中断证明”“政府发布的战争影响报告”等材料；如果企业是“因自身经营问题+战争双重亏损”，只能对“战争导致的亏损部分”申请顺延。这提示我们，财税人员在协助企业申报时，必须“分门别类”核算亏损——哪些是战争前的“旧亏损”，哪些是战争中的“新亏损”，哪些是“战争直接导致的亏损”，哪些是“间接关联亏损”，只有证据链清晰，才能顺利通过税务局审核。
欠税清缴人性化
欠税，是战争企业最棘手的“税务定时炸弹”。一方面，企业因战争收入锐减、资产缩水，根本没有现金流缴税；另一方面，税务局按常规程序可能“催缴滞纳金+罚款”，让企业“雪上加霜”。比如我在2014年处理利比亚一家建筑公司时，战争爆发前欠缴增值税800万利比亚第纳尔，战争期间公司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抵押，税务局却按日加收0.05%的滞纳金（年化18.25%），短短半年滞纳金就滚到120万第纳尔，比本金还高50%。
针对这种情况，税务局的“人性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欠税分期缴纳”，二是“滞纳金减免”，三是“欠税核销”。在分期缴纳方面，伊拉克税务局在2023年规定，受战争影响的企业可申请“最长3年分期缴纳欠税”，每期金额不低于欠税总额的10%，且期间不计利息。我曾协助摩尔多瓦一家食品企业申请分期，将200万列伊的欠税分成24期，每月仅需还8万多列伊，企业用清算后的剩余存货销售收入就能覆盖，避免了“因欠税破产”的恶性循环。在滞纳金减免方面，塞尔维亚税务局允许企业提交“战争影响证明”（如联合国难民署的“流离失所证明”、当地政府的“紧急状态令”），经核实后可减免50%-100%的滞纳金；极端情况下，如企业主体已不存在（如企业主死亡或失踪），可申请“核销欠税”——但这需要严格的“主体消亡证明”，比如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或公证处的失踪声明。
欠税清缴的“人性化”并非“无限度宽松”。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假借战争逃税”的案例：某叙利亚企业主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谎称“战争损失无力缴税”，实则转移资产。税务局通过“银行流水追踪”发现其家属在迪拜购置房产，最终不仅追缴欠税，还以“逃税罪”移送司法机关。这说明，政策的“人性化”必须与“风险防控”平衡——企业需证明“无力缴税”是“战争导致”，而非“主观恶意”。作为财税人员，我们的角色就是帮助企业“证明清白”，比如协助企业梳理“现金流断裂的证据”（如客户破产证明、供应商违约记录）、“资产处置受限的证据”（如政府禁售令、交战方控制声明），让税务局相信“企业确实想缴税，但确实缴不起”。
此外，欠税清缴的“程序简化”也是重要一环。常规欠税清缴需经历“催告-听证-强制执行”等程序，但战争企业可能“等不起”。比如阿富汗税务局在2021年塔利班接管后，推出“战时欠税绿色通道”，企业只需提交“简易申请表”（而非全套资料），税务局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直接批准分期或减免。这种“简化程序”本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妥协——战争时期，“活下去”比“走流程”更重要，但简化不等于随意，企业仍需提供“基础证明”，否则可能被认定为“虚假申报”。
清算所得差异化
清算所得，是企业税务清算的“最终关卡”——企业处置所有资产、清偿所有负债后，剩余部分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常规政策下，清算所得按25%（或其他标准税率）征税，但战争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极大：民生企业（如食品、药品）可能因“战时需求”反而盈利，军工企业可能因“政府订单”利润暴增，而普通制造业可能因“停产”血本无归。如果“一刀切”征税，显然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对此，税务局通常会推行“行业差异化清算税率”。比如乌克兰税务局在2022年规定：对生产医疗物资、食品、药品等“战时必需品”的企业，清算所得按10%征税（标准税率为18%）；对参与战时基础设施修复（如道路、桥梁）的企业，清算所得按5%征税；对能源、军工等“战时暴利行业”，清算所得按30%征税（惩罚性税率）。这种“奖优罚劣”的政策，既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又防止“发战争财”。我在处理波兰一家医疗设备企业时，其2023年清算所得500万兹罗提，按10%税率仅缴50万，比常规税率节省90万兹罗提，企业负责人感慨：“这让我们觉得，在战时做正确的事，税务上也没吃亏。”
除了行业差异，企业规模差异也会影响清算税率。比如罗马尼亚税务局对“小微企业”（员工少于50人，年营收低于1000万欧元）的清算所得，给予30%的减免（即按70%应纳税所得额征税），理由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弱，战争对其冲击更大”。我曾协助一家10人规模的乌克兰软件公司申请减免，其清算所得80万格里夫纳，按70%计算后仅缴10.08万税，比常规税率节省4.32万，这笔钱足够企业给员工发放3个月遣散费。
清算所得差异化的“核心逻辑”，是“税收公平与战时需求的平衡”。但实践中，如何界定“行业属性”和“企业规模”是个难题。比如一家企业既生产民用口罩，又生产军用口罩，如何适用税率？税务局通常要求企业“按业务收入占比划分”，比如民用口罩收入占比60%以上，整体按“民生企业”税率征税；反之则按“军工企业”税率。这提示我们，财税人员在申报时必须“业务数据清晰”，提前做好收入拆分，避免因“归类错误”导致多缴税或被税务机关处罚。
跨境税务协调化
战争往往打破国界，企业跨境资产处置、利润分配的税务问题变得异常复杂。比如一家在德国注册的企业，在乌克兰有子公司，战争爆发后子公司被迫清算，德国母公司收到子公司清算款，可能面临“德国征税”和“乌克兰征税”的双重问题；又如企业在战前向俄罗斯出口商品，货款未收回，现在俄罗斯被制裁，企业无法追回货款，如何进行税务处理？这些问题在和平时期可通过“双边税收协定”解决，但战争时期，协定执行可能受阻，亟需税务局出台“跨境税务协调政策”。
“税收饶让”是跨境税务协调的重要手段。常规税收饶让是指居住国承认来源国给予的税收减免，不再征税。但战争时期，来源国（如乌克兰）可能因“无法正常征税”而放弃征税权，居住国（如德国）若仍按常规饶让，企业可能“两头不征税”。对此，德国税务局在2023年规定：对于受战争影响的跨境清算，如果来源国明确放弃征税（如出具官方文件），居住国可按“来源国放弃的税额”直接抵免，避免“双重无征税”。我曾处理过一家法国企业，其乌克兰子公司被放弃征税200万欧元，法国税务局允许这200万欧元作为“已缴税额”抵免，避免了法国母公司“重复补税”。
“税款预缴豁免”是另一项重要政策。跨境清算往往涉及“预提所得税”（如子公司向母公司分配清算款时，来源国可能按10%预提税），但战争时期，企业可能“没钱预缴”。比如荷兰税务局在2022年规定，受俄乌战争影响的企业，可申请“跨境预提税预缴豁免”，待实际收到清算款后再补缴，期间不计滞纳金。这种政策本质上是“给时间给空间”，避免企业因“预缴税款”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受阻。我在协助一家丹麦企业时，其乌克兰子公司清算款需预提税150万欧元，丹麦税务局批准其“先清算后补缴”，企业用这笔钱支付了员工遣散费和供应商货款，避免了“因税破产”。
跨境税务协调的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战争时期，来源国的税务数据可能丢失（如税务局办公室被炸），企业难以提供“完税证明”；居住国税务局也可能因“无法核实来源国征税情况”而拒绝抵免。针对这个问题，部分国家引入“第三方信息验证”——如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获取来源国的“战争税务证明”，或认可“国际税务争议解决中心”（如ICIDR）的仲裁结果。虽然这种机制目前仍在探索中，但为跨境税务协调提供了新思路。
清算程序简化化
常规税务清算程序，堪称“财税马拉松”：企业需提交“清算备案表”“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债权债务证明”等十余种材料，税务局需进行“税务检查-核定所得-计算税款-出具清算报告”等十余道流程，整个周期少则3个月，多则1年。但战争时期，企业可能“等不起”——厂房随时可能被炸，员工随时可能逃亡，清算程序拖得越久，企业资产流失越严重。此时，“简化清算程序”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
“材料简化”是第一步。比如以色列税务局在2023年推出“战时清算材料清单”，将常规的20项材料简化为8项核心材料（如“清算申请书”“资产损失说明”“债权人清偿证明”），取消“财务审计报告”“税务清算报告”等非必要材料；对于确实无法提供的材料（如战前财务档案损毁），允许企业“书面说明情况”并“承诺后续补充”，税务局先启动清算程序。我在处理海法一家物流企业时，其财务档案在空袭中烧毁，税务局允许其用“银行流水”“客户收货单”等替代材料，仅用1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清算，比常规时间缩短了70%。
“流程压缩”是第二步。部分国家推出“一站式清算服务”，企业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所有材料，税务局内部流转“税务-财行-法制”等部门，避免企业“多头跑”。比如阿联酋迪拜税务局在2022年开通“战时清算绿色通道”，企业提交材料后，由“专项审核小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当场出具“清算通知书”。这种“并联审批”模式，将“串联流程”压缩为“并联处理”，效率提升显著。我在迪拜工作时协助一家中国企业清算，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清算通知书，只用了8天，企业负责人感叹：“这在平时想都不敢想！”
“线上化办理”是第三步。战争时期，线下办理可能因“交通中断”“安全风险”无法进行，线上化成为必然选择。比如爱沙尼亚税务局的“电子税务系统”在2022年升级，支持企业“线上提交清算申请”“上传电子材料”“实时查询进度”，甚至“在线签署清算协议”。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企业，税务局还提供“远程视频指导”，由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企业操作。这种“线上化+远程指导”模式，既保证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让偏远地区的企业也能享受简化政策。
## 总结 战争对企业税务清算的影响，远不止“数字变化”，而是“规则重构”——从资产处置到亏损弥补，从欠税清缴到跨境协调，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税务局用“特殊政策”回应“特殊困境”。本文从六个方面解析的政策，核心逻辑是“平衡”：既要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又要为企业纾困；既要坚守税收公平，又要承认战争的不可抗力；既要规范程序，又要提高效率。 作为财税从业者，我们的角色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企业护航者”。在处理战争企业税务清算时，我们需要“三颗心”：同理心，理解企业“流离失所”的痛苦；专业心，用扎实的政策知识帮企业“合规减负”；责任心，坚守底线，避免政策被滥用。未来，随着战争形式的复杂化（如网络战、贸易战），税务政策需要更具弹性——比如建立“战争税务应急响应机制”，动态调整政策适用范围；加强国际税务合作，避免跨境双重征税；利用大数据技术，简化资产损失核定流程。这些探索，或许能让企业在“战火纷飞”中，少一些“税务枷锁”，多一些“生存希望”。 ## 加喜财税企业见解 作为深耕财税领域20年的专业机构，加喜财税深刻理解战争对企业税务清算的“多重冲击”。我们认为，政策的核心是“精准适配”——既要把握“战争特殊性”，又要兼顾“税收法定性”。在实操中，我们帮助企业构建“三步应对法”：第一步，梳理“战争损失证据链”，用第三方报告、政府声明等材料争取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第二步，拆分“亏损类型”，区分战争亏损与经营亏损，最大化利用亏损弥补政策；第三步，协商“欠税清缴方案”，通过分期、减免等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我们始终相信，专业服务不仅是“帮企业省钱”，更是“帮企业活下去”——在特殊时期，财税合规是企业“最后的生命线”。.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