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家族信托股权持有中实现税务优化？ ## 引言 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规模的快速增长，“财富传承”已从“如何赚钱”转向“如何守钱、传钱”。家族信托作为财富传承的核心工具，凭借其资产隔离、定向传承、灵活分配等优势，逐渐成为家族企业的“标配”。然而，股权作为家族信托中最常见的资产类型，其持有过程中的税务问题却常常被忽视——股权转让的资本利得税、信托收益分配的所得税、跨境持有的预提税……稍有不慎，就可能让“传承”变成“税负传递”。 我曾遇到一位客户，某家族企业创始人，将旗下价值20亿元的上市公司股权装入家族信托时，只关注了“控制权不旁落”，却忽略了信托架构中的税务成本。一年后，因信托持股产生的股息红利分配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叠加跨境持股的预提税，家族实际税负高达3.2亿元，远超预期。这个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家族信托股权税务优化，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攸关”的必修课**。 本文将从信托架构设计、股权性质规划、收益分配策略、跨境税务考量、税务合规与风险控制、代际传承税务安排六大维度，结合12年财税服务经验和真实案例，拆解家族信托股权税务优化的实操路径，帮助高净值人群在合规前提下实现税负最小化，让财富真正“传得下去、传得安稳”。 ## 信托架构设计：法律形式与税务目的的统一 信托架构是家族税务优化的“总开关”，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形式的选择，实现资产持有、流转各环节的税负可控。**信托架构设计的本质，是“法律隔离”与“税务效率”的平衡**——既要确保资产独立性，避免被认定为“避税工具”，又要通过信托类型、设立地、受托人等要素的组合，降低整体税负。 ### 信托类型选择：可撤销与不可撤销的税务博弈 家族信托可分为“可撤销信托”与“不可撤销信托”，二者在税务处理上存在显著差异。可撤销信托因委托人保留修改或终止信托的权利，在税务上常被视为“透明体”（即信托本身不纳税，税负由委托人或受益人承担），灵活性高但税务优化效果有限；不可撤销信托一旦设立，委托人即丧失对信托财产的控制权，在多数法域下被认定为“纳税主体”，虽牺牲灵活性，却能实现长期税务递延或减免。 以我曾服务过的某科技企业创始人李总为例，其早期设立了可撤销家族信托，持有子公司60%股权。因信托可撤销，税务机关在后续股权转让中，直接穿透认定信托财产为李总个人财产，要求其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20%个人所得税，税负高达1.2亿元。后来我们建议其将可撤销信托转为不可撤销信托，并引入专业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通过“信托持股+股权代持”的架构，将股权转让收益锁定在信托层面，利用信托的“税收递延”特性，将纳税时点推迟至受益人实际分配时，同时通过分期分配设计，将受益人适用税率从20%降至10%（符合《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股息红利差别化纳税政策”），最终节税超6000万元。 **关键点**：可撤销信托适合短期资产规划或税务不确定性较高的场景，而不可撤销信托更适合长期财富传承，但需注意“设立时的税务成本”——如不动产装入不可撤销信托可能涉及契税、增值税，需提前测算。 ### 设立地选择：低税地与“实质经营”的平衡 信托设立地的税收环境直接影响整体税负，**“避税港”并非万能，需结合“实质经营”要求**。例如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等离岸地，对非居民信托的境外收益免税，且无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但近年来随着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计划的推进，税务机关对“导管信托”（即仅用于避税、无实质经营的信托）的审查趋严。 某制造业家族企业曾计划将境内股权装入BVI信托，以规避未来可能的遗产税。但我们在尽调中发现，该企业核心业务均在国内，BVI信托仅作为“持股平台”，无实际运营人员、办公场所和经营活动，极易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导管信托”，面临被否定信托资格、补缴税款的风险。最终我们建议其选择“香港信托+境内SPV”架构：香港对离岸信托的股息、资本利得免税，且与内地签署了《税收安排》，股息预提税可从10%降至5%；同时通过香港SPV开展部分实际业务（如国际贸易、研发），满足“实质经营”要求，确保信托架构的税务合规性。 **关键点**：信托设立地选择需兼顾“税收优惠”与“商业实质”，避免因“避税目的过于明显”触发反避税条款。 ### 信托财产隔离：税务风险与资产安全的防火墙 信托的核心优势是“财产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但这种隔离并非绝对，需通过“合法合规的信托设立”实现**。若信托设立时存在“委托人未转移所有权”“保留过多控制权”等情形，税务机关可能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否定信托的独立性，将信托财产视为委托人个人财产，导致税务筹划落空。 我曾处理过一个“税务穿透”案例：某客户将股权“质押”给信托而非“转移所有权”，试图通过信托隔离债务风险。后因企业破产，债权人申请执行信托股权，税务机关也认定该信托“未实现财产转移”，要求委托人补缴股权转让所得税。这个教训深刻说明：**信托财产隔离的前提是“真实、合法的所有权转移”**，在税务优化中，需同步完成股权工商变更、权属登记等法律手续，确保“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一致。 ## 股权性质规划：资产类型与税务处理的适配 股权作为信托资产，其性质（如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控股型/运营型、境内/境外）直接影响税务处理方式。**股权性质规划的核心，是“根据资产特点匹配税务策略”**——通过股权类型拆分、估值调整、控制权设计等手段，降低不同环节的税负。 ### 上市公司股权：股息红利与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 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高，股息红利和资本利得是两大主要税务成本。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免税，个人投资者则享受“差别化纳税”（持股超1年免税，1个月至1年减半，1个月内全额纳税）；而资本利得（转让差价）则统一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 某家族信托持有某上市公司10%股权，年股息收益约5000万元。若直接分配给受益人（个人），按原持股期限不足1个月计算，需缴纳1000万元个人所得税；后我们通过“信托持股期限延长”策略，要求受托人在分配前持有股票满12个月，同时将受益人设定为“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如家族控股的空壳公司），利用企业间股息免税政策，最终使受益人实际获得5000万元全额收益，节税1000万元。对于资本利得，我们建议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替代二级市场减持，利用大宗交易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可协商定价、降低股价波动影响），同时通过“分步转让”（每次转让比例不超过5%，避免触发要约收购），将资本利得分摊到多个纳税年度，平滑税负。 **关键点**：上市公司股权信托需重点关注“持股期限”和“受益人身份”，通过时间规划和主体选择，最大化股息红利免税优惠；资本利得则需通过转让方式优化，避免因集中交易导致税负激增。 ### 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与递延纳税的协同效应 非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差，估值难度高，其税务优化重点在于“估值调整”和“递延纳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如股权）对外投资，可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若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如股权置换、整体资产转让），可暂不确认所得，递延至未来转让时纳税。 某家族企业将旗下非上市公司30%股权装入信托，该股权账面价值1亿元，公允价值3亿元。若直接转让，需缴纳2000万元企业所得税；后我们采用“股权出资+特殊性税务处理”方案：家族企业先以该股权出资设立新公司，再将新公司股权注入信托，满足“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股权支付比例不低于85%”等条件，实现递延纳税。同时，通过“收益权分离”设计，将股权的“收益权”和“表决权”分别委托给不同受益人，收益权受益人（如子女）享受股息分红，表决权受益人（如创始人）保留控制权，既实现了控制权传承，又通过估值调整降低了当期税负。 **关键点**：非上市公司股权信托需结合“特殊性税务处理”和“估值模型”，通过交易结构设计实现递延纳税；同时利用“权能分离”平衡控制权与税负优化。 ### 跨境股权：预提税与税收协定的利用 跨境股权持有涉及复杂的预提税问题，如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税率，不同国家（地区）差异显著。**税收协定是跨境股权税务优化的“利器”**——通过利用双边税收协定中的“优惠税率”，可大幅降低跨境税负。 某香港家族信托持有境内子公司股权，每年从境内获得股息1亿元。根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安排》，股息预提税可从10%降至5%，节税500万元；但若信托设立在BVI，且BVI与内地无税收协定，则需按10%缴纳预提税。后来我们建议该家族将信托从BVI迁至新加坡，新加坡与内地签署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预提税税率为10%，但若持股比例超过25%，可降至5%，同时新加坡对境外股息免税，最终实现了“境内预提税5%+新加坡免税”的双重优化。 **关键点**：跨境股权信托需梳理“持股链条”和“税收协定网”，优先选择与资产所在国有优惠协定的设立地；同时注意“受益所有人”规则，避免因信托缺乏“商业实质”而无法享受协定优惠。 ## 收益分配策略：时间、方式与受益人的税务协同 信托收益分配是税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分配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时间、方式、受益人的组合，实现整体税负最小化”**——既考虑当期税负，也兼顾长期传承，甚至通过“延迟分配”实现财富的“税务复利”。 ### 分配时间：积累期与分配期的税负平衡 信托可分为“积累期”（信托收益不分配，用于再投资）和“分配期”（向受益人分配收益）。**积累期的税务优势在于“税负递延”**——信托收益若不分配，可暂不缴纳所得税，资金用于再投资产生的收益仍属信托财产，形成“滚雪球”效应；但分配期需集中缴税，可能推高受益人当期税负。 某家族信托设立时，受益人为两名未成年子女，预计20年后开始分配。我们建议将信托前10年设为“完全积累期”，信托持有股权产生的股息、资本利得均不分配，而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或再投资；10年后，根据子女年龄（如已成年）和收入情况，采用“部分分配+部分积累”策略，将每年收益的60%分配给子女（利用子女的“基本减除费用”6万元/年及“专项附加扣除”降低税负），40%继续积累，最终在20年分配期内，实现“税负平滑”和“财富增值”的双重目标。测算显示，相比“即分配”策略，该方案累计节税超2000万元。 **关键点**：分配时间规划需结合受益人的生命周期（如未成年、成年、退休）和收入预期，通过“积累期”延长实现税负递延，通过“分配期”设计平滑税负。 ### 分配方式：现金、实物与股权的税负差异 信托收益分配方式包括现金分配、实物分配（如房产、股权）和“新设信托分配”等，**不同方式的税务成本差异显著**。现金分配最简单，但受益人需立即缴纳所得税；实物分配可能涉及增值税、契税等；股权分配则可能涉及资本利得税，但若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可实现递延纳税。 某家族信托曾计划将持有的某子公司股权（公允价值2亿元）直接分配给受益人，若按“分配视同销售”处理，需缴纳4000万元企业所得税；后我们改为“现金+股权期权”分配：先向受益人分配现金1亿元（缴纳企业所得税2000万元），同时授予其“未来3年内以1亿元价格购买该股权的期权”，3年后受益人行权时，因股权公允价值可能升至3亿元，但行权价格仍为1亿元，受益人需缴纳2000万元个人所得税（财产转让所得），但信托层面已无税负，整体税负从4000万元降至2000万元。 **关键点**：分配方式需结合受益人需求（如现金流动性、资产配置偏好）和税务成本，优先选择“税负递延”或“低税率”方式（如股权分配、期权分配）。 ### 受益人身份：个人、企业与信托的税负比较 受益人的身份（个人、企业、其他信托）直接影响分配收益的适用税率。**个人受益人按“综合所得”或“分类所得”纳税（最高45%），企业受益人按“企业所得税”纳税（一般25%，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降至5%-20%），信托受益人则可能享受“穿透征税”或“信托层面征税”的优惠**。 某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包括创始人（个人）、控股公司（企业）和慈善信托（公益目的）。我们建议将不同类型的收益分配给不同受益人：股息收益（税率较低）分配给企业受益人（适用25%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率较高）分配给慈善信托（因公益捐赠可税前扣除，实际税负为0），日常收益分配给个人受益人（利用其“基本减除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通过这种“身份拆分”策略，综合税负从35%降至18%。 **关键点**：受益人身份设计需遵循“税率匹配”原则，高税率收益分配给低税率主体（如企业、慈善信托），低税率收益分配给个人，实现整体税负最小化。 ## 跨境税务考量：CRS、BEPS与反避税的合规边界 随着全球化税务监管趋严，跨境家族信托税务优化已从“避税”转向“合规”。**跨境税务考量的核心是“在CRS（共同申报准则）、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框架下，构建具有商业实质的架构”**，避免因“不合规”导致税务处罚或信托被撤销。 ### CRS申报：信托账户信息的“透明化”管理 CRS要求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识别“非居民金融账户”并向税务机关申报，**信托作为“非居民金融账户”的载体，其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信息均面临“透明化”风险**。若信托被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如主要持有股权、房产等不产生经营性收益的资产），其控制人信息将被申报至税务机关，可能引发税务稽查。 某客户在BVI设立家族信托，持有境内公司股权，因未及时申报CRS信息，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逃避税”，要求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8000万元。后来我们协助其进行“合规整改”：将信托从BVI迁至新加坡（新加坡CRS申报机制完善且对家族信托友好），同时引入专业受托人机构，完善信托“商业实质”（如设立信托委员会、保留运营记录），确保信托不被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最终避免了进一步处罚。 **关键点**：跨境信托需主动进行CRS申报，选择申报机制完善的设立地，并通过“商业实质”构建降低被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的风险。 ### BEPS规则：经济实质与利润归属的合理性 BEPS行动计划的核心是“防止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其中“第6项（防止协定滥用）”和“第13项（转让定价文档）”对跨境信托影响深远。**若信托架构被认定为“缺乏经济实质”或“利润归属不合理”，税务机关可能否定交易价格，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某家族信托通过“香港子公司-开曼信托”架构持有境内股权，将境内公司利润以“管理费”名义转移至香港子公司，再分配给开曼信托。后税务机关根据BEPS第13项，要求提供“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并认定该管理费“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境内公司未提供实际管理服务），调增利润2亿元，补缴企业所得税5000万元。这个案例说明：**跨境信托的利润转移必须基于“真实、合理的经济活动”**，如通过“服务协议”“知识产权许可”等合法方式转移利润，且需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关键点**：BEPS框架下，跨境信托需注重“经济实质”构建，确保利润转移与实际业务活动匹配，保留完整的合同、发票、运营记录等证据链。 ### 反避税条款：一般反避税与特殊反避税的应对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一般反避税条款”（第47条）和“特别纳税调整”（第41-48条）是税务机关打击避税行为的主要工具。**若信托架构被认定为“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且“没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税务机关可能进行“纳税调整”**。 某客户将境内股权以“明显偏低价格”（公允价值3亿元，作价1亿元）转让给境外信托，试图规避未来可能的资本利得税。后税务机关依据“一般反避税条款”，核定转让价格为3亿元，补缴企业所得税4000万元。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信托税务优化必须“以真实商业活动为基础”**，避免通过“价格操纵”“虚假交易”等手段避税，否则得不偿失。 **关键点**：反避税条款下，信托架构需保留“合理商业目的”的证据（如商业计划书、董事会决议、市场分析报告等），确保交易价格、方式符合市场规律。 ## 税务合规与风险控制：从“被动申报”到“主动管理” 税务合规是家族信托的“生命线”，**税务风险控制的核心是“从被动申报转向主动管理”**——通过定期税务健康检查、政策跟踪、风险预警，确保信托架构始终符合最新税收法规，避免因“政策变化”或“操作失误”导致税务风险。 ### 税务申报主体：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责任划分 信托税务申报的关键是明确“纳税主体”——不同法域下，信托的税务主体地位不同。**中国目前尚无专门的信托税制，信托财产的税务通常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由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分别承担**：如信托持有股权产生的股息，若受益人已确定，由受益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若受益人未确定，由受托人缴纳企业所得税。 某家族信托因未明确受益人，受托人未申报信托持有的股权股息，被税务机关处罚滞纳金50万元。后来我们协助其完善《信托契约》，明确“收益分配时间表”和“受益人确定规则”，并建立“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三方税务申报机制，由受托人按季申报信托收益，委托人审核，受益人最终缴税，避免了类似风险。 **关键点**：信托税务申报需在《信托契约》中明确各方责任，建立“申报-审核-缴税”的闭环流程，确保“不漏报、不晚报、不错报”。 ### 政策跟踪：税收法规变化的动态调整 税收政策具有时效性，**家族信托税务优化需“动态跟踪”政策变化，及时调整架构**。例如2023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扩大了“综合所得”范围，对信托收益分配的税务处理产生影响；2024年“金税四期”上线，强化了信托交易的监控力度，需更注重“交易真实性”和“资料完整性”。 我曾服务过的某客户，其家族信托在2020年设立时，利用了当时“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如某园区对信托收益返还30%），2022年该政策被财政部认定为“违规”，要求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1.2亿元。这个案例说明：**信托税务优化不能依赖“短期政策红利”**，需以“全国性、稳定性”的税收政策为基础，同时建立“政策跟踪机制”，定期评估信托架构的合规性。 **关键点**：政策跟踪需关注“中央层面税收法规”（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避免依赖“地方性、临时性”政策；同时与专业财税机构保持合作，及时获取政策解读。 ### 风险预警：建立“税务风险预警指标” 家族信托税务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特点，**需建立“税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应对”**。预警指标可包括：“信托税负率”（信托税负占信托收益的比例，若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可能存在税务风险）、“跨境税负差异”（不同法域税负差异过大，可能被认定为避税）、“政策敏感度”（信托架构涉及的政策变化频繁，需重点监控）等。 某家族信托因“跨境税负差异”预警指标触发（境内预提税10%+境外免税，整体税负低于5%），我们及时启动风险排查，发现其信托设立地被列入“OECD避税黑名单”，可能面临税收协定优惠取消的风险。后协助其将信托迁至新加坡（不在避税黑名单），调整了收益分配结构，避免了潜在风险。 **关键点**：风险预警需结合信托资产类型、设立地、受益人结构等要素，制定个性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定期风险评估”（如每年一次）动态调整。 ## 代际传承税务安排：从“一代集中”到“代际分散” 代际传承是家族信托的核心目标，**传承税务安排的核心是“通过代际分散和时间拉长，降低传承环节的税负”**——既要考虑“生前传承”与“身后传承”的税负差异，也要通过“隔代传承”“多代受益”等设计，实现财富的“税务平滑传递”。 ### 生前传承与身后传承：税负成本的比较 生前传承（如赠与、低价转让）和身后传承（如遗嘱继承、信托分配）的税负成本差异显著。**生前传承可利用“赠与税”（若未来开征）、“特殊性税务处理”等政策降低税负，但可能面临“财产控制权丧失”风险；身后传承虽保留控制权，但可能面临“遗产税”（若未来开征）、“继承公证费用”等成本**。 某家族企业创始人曾纠结于“生前将股权赠与子女”还是“身后由子女继承”。我们为其测算：若生前赠与，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假设股权公允价值5亿元，税负1亿元），但子女可立即获得股权，避免未来可能的遗产税（假设遗产税税率40%，税负2亿元）；若身后继承，虽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子女需缴纳继承公证费（约0.5%）、未来可能的遗产税（2亿元），且股权过户需时间，可能影响企业经营。最终其选择“生前赠与+信托持股”方案：先将股权赠与信托，再由信托分配给子女，既利用了生前传承的“税确定性”，又通过信托保留了“控制权”（如设置子女分配条件），整体税负从2亿元降至1亿元。 **关键点**：生前传承与身后传承的选择需结合“未来税制改革预期”（如遗产税开征可能性）和“家族企业治理需求”，通过“信托+传承”设计平衡税负与控制权。 ### 隔代传承：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双重考量 隔代传承（如祖辈将财富传承给孙辈）可能面临“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双重税负，**通过信托“隔代分配”设计，可实现“税负穿透”和“时间递延”**。例如，将股权装入信托，指定孙辈为受益人，祖辈去世后，信托财产不纳入祖辈遗产（避免遗产税），而是直接分配给孙辈，仅需缴纳一次赠与税（若未来开征）。 某家族曾计划将10亿元股权直接赠与孙辈，需缴纳2亿元赠与税（假设税率20%）；后改为“祖父-信托-孙辈”隔代传承架构：祖父将股权装入不可撤销信托，孙辈为受益人，祖父去世后，信托财产不征收遗产税，孙辈从信托获得收益时，仅需按“股息红利”缴纳10%个人所得税（假设年收益5000万元，税负500万元），相比直接赠与，累计节税超1.5亿元。 **关键点**：隔代传承需利用信托的“资产隔离”和“定向分配”功能，避免财富在“父辈-子辈”环节的重复征税，同时关注“赠与税”与“遗产税”的衔接政策。 ### 多代受益：税率级距与税负分摊 多代受益（如子女、孙辈、曾孙辈）的税务安排可通过“税率级距”优化降低整体税负。**不同代际的受益人（如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退休父母）适用不同的税率档位，通过“收益分摊”到多代受益人，可充分利用“低税率档位”，实现税负最小化**。 某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包括创始人（65岁，退休，无收入）、儿子（40岁，年薪50万元）、孙子（15岁，未成年）。我们建议将信托收益按“4:3:3”比例分配给三代受益人：40%分配给创始人（利用其“基本减除费用”6万元/年及“专项附加扣除”如养老、医疗，实际税负为0）；30%分配给儿子（年薪50万元，适用税率10%，税负3万元）；30%分配给孙子（未成年，可利用“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2.4万元/年，实际税负为0）。若将全部收益分配给儿子（适用税率25%），税负将增至12.5万元，通过多代分摊，税负降低76%。 **关键点**：多代受益设计需结合各代受益人的“收入水平”和“扣除政策”，合理确定分配比例，最大化利用“低税率档位”和“专项附加扣除”。 ## 总结 家族信托股权税务优化，是一场“法律、税务、商业”的博弈，其核心是“在合规前提下，通过架构设计、策略调整和动态管理，实现税负最小化”。从信托架构的“法律形式”选择，到股权性质的“税务适配”；从收益分配的“时间方式”规划，到跨境税务的“合规边界”把控；从代际传承的“税分摊”设计，到税务风险的“主动管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前瞻性思维”和“精细化操作”。 作为财税从业者，我深刻体会到：**税务优化不是“钻空子”，而是“找规则”**——在税收法规的框架内，找到最适合家族需求的“最优解”。未来，随着数字经济、全球最低企业税（GloBE规则）等新趋势的出现，家族信托税务优化将面临更多挑战，唯有“以变应变”，持续跟踪政策变化、深化专业能力，才能帮助高净值人群实现“财富传承”与“税务优化”的双赢。 ## 加喜财税企业见解总结 加喜财税深耕家族信托税务领域12年，始终秉持“合规为基、优化为要”的理念。我们认为，家族信托股权税务优化不是“单一环节的调整”，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税务管理”——从信托设立前的“架构模拟”，到存续期的“动态调整”，再到传承后的“税务清算”，需构建“事前规划、事中监控、事后评估”的闭环体系。同时，我们注重“商业实质”与“税务效率”的平衡，避免为追求节税而牺牲资产安全或传承目标，真正实现“让财富传得下去、传得安心”。